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去世在美国引发了各种抗议活动，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种族问题、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又因为疫情影响而愈演愈烈。“人们就这样破产，政府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人肯站出来，更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于是人们愤怒、失望，转而绝望，最终无望，”基安加-亚曼·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如是说¹。

瘟疫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权动荡这种事，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出现。现在美国在疫情中的动荡局面，让我不禁回想起14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鼠疫，1381年，疫情连同社会矛盾最终促成一场英国农民起义。中世纪英国看似与今天的美国相去甚远，但社会最底层受到压迫剥削、大部分财富被精英阶层掌握的社会现实却不尽相同。

14世纪的鼠疫是灾难性的，据估计，在欧洲，瘟疫首次爆发造成死亡的人口就达三成以上，直接造成了巨大的劳动力短缺。幸存下来的英国底层劳动者发现了他们自身的人力价值，要求雇主提高工资。一些农民企图放弃从事封建租佃，转而寻求更有利可图的工作。

国王爱德华三世没有接受这些诉求，恰恰相反，1349年，他颁布法令将工资标准锁定在瘟疫前的水平，旨在确保劳动者的收入不再增加，并将那些参与到罢工或无故离职的工人关进监狱。这些法令的颁布，确保了精英地主阶级能够在这场疫情中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随着瘟疫的持续爆发，劳动力短缺加剧，底层劳动者决定联合起来，迫使政府做出改变。

农民起义名义上的原因是爱德华三世在15年内第三次征收人头税。人头税是对个人征收的统一税种，对穷人的影响往往远远大于富人。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弗洛伊德死后已发的抗议活动类似，英国的农民起义也是多年以来底层人民对政府的期望破灭，与阶级矛盾进一步扩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1381年6月，抗议活动全面爆发，根据当时文献记载，约3万名农民冲进伦敦城，要求见到国王。这支队伍由一位名叫沃·泰勒（Wat Tyler）的民兵和一位名叫约翰·鲍尔（John Ball）激进派传教士领导。

鲍尔对罗马教廷视为异端的基督教教派洛拉德派（Lollards）抱有同情。洛拉德派主张解散圣礼，并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这将使每个人都能读懂《圣经》，从而削弱神职人员的释经职权。鲍尔则想更进一步，把洛拉德派的思想应用到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他要求彻底推翻阶级制度，宣扬人民平等，“既然全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贵族也无从证明他们的地位天生就高于那些为他们劳作、受他们剥削的农民”。

在一些激进派工人的帮助下，农民们顺利攻入伦敦城，放火烧毁了兰开斯特公爵的萨瓦宫，接着冲进伦敦塔，杀死了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内的神职人员。

为了平定暴乱，爱德华三世的继承人，14岁的理查二世，在伦敦城外会见了这些义愤填膺的武装农民，向他们展示了一份新宪章，当即宣布所有英国人和他们的子嗣将是 "自由民"，底层劳动者被迫为封建主劳动的历史似乎就此结束。

起义军起初对这份宪章很满意，但事情没这么简单。第二天，当这群人再次与理查二世会面时，不知是误打误撞还是有意为之，沃·泰勒被理查二世的一个手下约翰·斯坦迪什刺杀。其余的农民见状则溃不成军，纷纷散去。

对当局来说，反攻倒算的时候到了。他们派出法官到肯特郡去抓捕并处决那些被认为是起义领袖的人。他们随即逮捕了约翰·鲍尔（John Ball）。1381年9月29日，理查二世经由议会宣布，那张临时颁布的，“宣布农民解放”的特许状无效，社会的贫富差距的矛盾并没有因为一场暴动而发生什么改变。

现在的美国低收入者，虽然拥有中世纪农民所没有的那些权利和自由，但是他们还是被所从事的工作紧紧束缚，根本无法承受哪怕是暂时的失业或停薪状况。在疫情期间，那些从事基础行业工人，原本就很微薄的福利也惨遭资本力量剥夺——譬如亚马逊最近终止了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支付给工人的每小时2美元额外风险津贴，并宣布计划解雇那些因担心感染新冠肺炎而不复工的工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月至5月中旬，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个人财富增加了346亿美元，似乎并未受到疫情冲击。

某种程度上，21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差距与14世纪欧洲的状况如出一辙，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建立在资本剥削压迫的基础之上，出现美国现在的暴乱也就不足为奇；而且这些躁动，终将同英国历史上那场农民起义一样，看似声势浩大，却遭到各方势力联合绞杀，必定是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