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雅典，只有最富有的部分精英阶层直接负担纳税义务，所缴税金的主要去向是海军的军费支出和用于祭祀神明。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雅典人的精英阶层，似乎自愿，甚至乐于主动缴税，并以此为荣——这和我们今天那些鼓吹“合理避税”的金融精英截然相反。

这并不是出于古今两种不同的金钱观，谁都知道钱是个好东西。但是古雅典金融精英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纳税的同时也获得了无价的回报：城邦公民对其政治地位的尊重与公共认同千金难买。

纳税用于城邦发展

前4世纪的雅典城邦商品经济繁荣，自由民和奴隶人口加起来超过30万人。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国际贸易，因此雅典需要大量财政支出去保证城邦的稳定运转，无论是维持军费开支还是修建向全城供水的公共喷泉。财政收入和我们今天一样，无非债利税费，但主要来源于溢价出租的公有农田和银矿。城邦政府还向进出口征税，从移民和妓女的收入里獲取费用，并在法庭审理的案件中对输家直接征收罚款。和我们今天多数国家和地区收取所得税的做法不同，雅典城邦对收入或财富本身没有征收直接税。

随着雅典发展成为国际大国，它发展出一支规模庞大也耗资巨大的海军舰队为贸易护航。其中有数百艘当时最先进的木制军舰，称为Triremes，字面意思是“三排船”。这个 Trireme 舰队的建造花费了大量的资金，装备维护和维修人员的培训也需要大量投入，这些费用的主要承担者正是上文所提到的雅典精英阶层。

持有资产前1%的男性城邦公民称为“soteria”，字面意思是救世主，需要执行一种特殊的公共服务，称为“leitourgia”，名义上也是一种礼拜仪式的执行者，出任 Trireme 舰队的指挥官，称为“trierarch”，负责支出舰队一整年的运行费用，带领士兵执行军事任务。承担这项公共服务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便宜，富有的纳税人通常要花费一个熟练工人在10到20年的稳定收入，但是多数雅典精英并没有逃避这一耗资巨大的社会责任，而是选择欣然接受。

维持海军舰队的运作并不是富人对国防的唯一责任。在雅典战争发动战争时，富人还要以现金捐款，称为“eisphorai”，字面意思是义军，用以资助民兵。这些上缴税款基于其持有财产的多少，而不是其收入，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对资产本身的一种直接税收。

纳税用于祭祀神明

对于古代雅典人来说，军事实力对国家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要想从与外敌的防卫战争中取胜，还需要得到众神的支持。

为了“拉拢”这些强大而善变莫测的神灵作为城邦的保护者，雅典人修建了精巧的庙宇，举行大型祭祀并组织公共宗教节日。这些大型的节庆以音乐盛宴和戏剧表演为特色，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参加，整个过程花费巨大。

就像上文提到的 Trireme 舰队一样，雅典精英阶层作为节日礼拜仪式的执行者，承担这些庆典的费用。例如，要担任合唱团的指挥者，就意味着要支出整个大型表演的演员数月的培训、服装和生活费用。

纳税作为一种荣誉

在当今多数国家的大型公司和富裕公民都竭尽所能，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纳税支出。古代雅典人则以这种行为不齿，相反他们甚至愿意多付钱。

当然，并不是每个雅典超级富豪的都表现得像个爱国冠军。也有一些雅典人试图逃避诉讼，声称拥有更多财产的其他人应该替自己承担费用，但这种逃避社会义务的行为从未成为常态。

古雅典人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而献金，他们还指望从他们的纳税所代表的社会投资中获得公众尊重的更高回报。

这种社会资本是宝贵的，雅典文化高度重视公民义务，如果一个富有的雅典人囤积财富而拒绝缴纳税，他会被嘲笑是贪婪的人，“从借住他家的人那里借钱”、“卖酒给朋友会往里面兑水”。

纳税为了获取社会回报

纳税给富人带来的社会回报是长效的。资助一部合唱戏剧并获奖的礼拜仪式主持者可以在市中心显眼的位置为自己建造一座壮观的纪念碑，向所有前来的人宣布他的不朽成就。

最重要的是，雅典富人纳税出于他们渴望获得一种社会认同，这种认同来自他们的同胞公开承认他们是模范公民。这种荣誉称号在今天看来就非常虚头巴脑，但是雅典人给这个称号注入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一个对他的同胞有益的纳税人，比银行里的钱更重要。这种无价的公共服务使所有雅典人受益，也正是因此，他们的民主延续了一个又一个世纪，也让雅典成为民主制度的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