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托洛茨基的名字从革命编年史上一笔勾销或即使留着他的名字也只为使其成为大叛徒的同义词，斯大林的宣传机器已疯狂地工作近30年了。

由于命运的巧合，这个男孩生于10月26日（或新历11月7日），正是38年后列夫·托洛茨基领导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日子。

25年后他回想起，达尔文对孔雀羽毛的花纹自然形成的叙述是如何永远消除了他心中的上帝概念的，而他在得知达尔文本人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时又是何等震惊。

他的许多文章常常放在监狱厕所的隐蔽处供他的朋友们阅读，其中有一篇是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这是一直引起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党人争论的问题。“我没有揭示任何新东西，我得出的所有结论都是别人早已得出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独立地摸索出来的。我认为这对我的整个发展过程很有益处。至于那些我在狱中觉得是我自己的还有待检验和论证的推测，后来我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教条的形式一下子灌输进我的头脑的。”

他在赫尔松时曾不顾阻力说服他的同志发动绝食来抗议警察的提议，那提议内容是：可以释放青少年犯人，但条件是，他们的父母要好好地揍他们一顿，管束他们不要参与政治——这是对“青少年革命者的自尊心的侮辱”。

在莫斯科监狱中的这段时间，即1900年的春季或夏季，他跟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结了婚，一位犹太籍的监狱牧师在牢房里主持了婚礼，新郎向一个监狱看守借来一枚结婚戒指。这桩婚事有点暧昧之处。流放政治犯安排假结婚是常有的事，因为一对已婚夫妇有权利流放到同一个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完全与世隔绝。假结合往往发展成为真结合。勃朗施坦和索科洛夫斯卡娅最初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婚姻的，我们并不清楚。但他在《我的生平》中对这场婚姻只用一种超然而冷淡得出奇的措辞一带而过，使人认为这意味着结婚是假的。他说：“共同的工作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不被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我们举行了婚礼……”

然而目击者的叙述却否定了这一结合的性质是平淡的这种说法，它描写了在这两个以前争论对手之间既恨又爱的矛盾感情是如何转变为恋爱的。在狱里以及在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途中，勃朗施坦心中充满爱情，在军队押解下持续两周的路程中他沉溺在爱情中，完全忘了他的朋友，忘了讨论。据内在证据，目击者的叙述看来是真实的。顺便说一句，结婚并非儿戏。

亚历山德拉毫不怀疑她的丈夫注定会成为伟人，而23岁正是他干不朽事业的时候。她让他设法逃出西伯利亚，她要承担起自我牺牲的重担。当时她刚生下第二个女儿，她将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挣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而重新团圆不知要等到何日。她深信，作为他的妻子而且作为一个革命者，她不过是做了自己应做的事，她认为尽自己的职责是理所当然的事，丝毫没有想到这是戏剧性的传奇行为。

1902年的一个夏夜，勃朗施坦躲在一辆农民运干草的大车里，大车沿着西伯利亚坑洼不平的原野辘辘地走在通往伊尔库茨克的道路上。在维尔霍勒恩斯克屋子的阁楼里他的床上躺着一个假人。第二天傍晚，警官照例来检查，看看勃朗施坦是不是在这里。他爬上楼梯，登上阁楼，向床上瞧了一眼，一切正常，满意地走了。与此同时，逃亡者却换上了他在伊尔库茨克的朋友给他的体面的新服装，乘上了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

离开伊尔库茨克之前，他的同志给了他一张假护照。他必须赶紧填上他要假冒的姓氏，他草草写上敖德萨监狱中他的一个看守的姓名。在这次危险的逃亡中，以看守他的狱卒自居，是否是为了满足这个逃犯对安全的潜意识的渴望？可能就是这样。确凿无疑的是，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看守的姓氏将在革命史册上赫然出现：这就是托洛茨基。

列宁是用不同材料铸成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浪漫主义——当革命还只是思想和幻想的时候，没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人是不能成为革命家的。但是列宁抑制了自己的浪漫气质，对俄国叛逆者常有的脱离现实抱之以轻蔑。列宁是民粹派烈士的弟弟，深知革命党人曾为脱离现实付出鲜血和挫折的代价。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要给革命党人灌输现实主义精神，使冷静和热情相融合，并用准确有效的工作方法训练他们。因此，他珍惜精力和时间，自我约束，专心致力于研究和工作，在流亡者的聚会上很少看得见他，他也很少参加他们漫无止境而往往没有结果的争论。他欣赏为行动作准备的讨论而不喜欢为讨论而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只沿着一条轨道活动，但这条轨道如同社会本身一样广阔，它通向社会的改造。

列宁的指导尽管引起他的好奇心和敬重，但在托洛茨基看来，它只是枯燥而平凡的。还要经过若干年以后他才能发现这位平凡人物的伟大。

普列汉诺夫在托洛茨基心目中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普列汉诺夫还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前辈奠基者之一，一度与恩格斯交往密切。他是新学派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是这一派伟大的、学识渊博的文体家和雄辩家，在欧洲享有声望。但普列汉诺夫陶醉在自己的声望和辉煌之中，因而冷漠无情且目中无人。他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就对《火星报》的这个新撰稿者表示出本能的不悦，这种不悦渐渐发展成为强烈的反感。这两个人具有不少类似的才能和特性：两个人都是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而且都是机敏的辩论家，两个人的言谈和举止都有舞台效果，两个人都充满自信，坚信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当这个后起之秀初露头角时，那个前辈的光芒已经开始衰退。托洛茨基充满着未成熟的但感染力很强的热情，普列汉诺夫则逐渐变成怀疑论者，而且过于成熟了。卢那察尔斯基讲了一段在流亡者中间流传的轶事，尽管这段轶事显然并不真实，但的确能多少说明普列汉诺夫的态度。据说，当他到达伦敦时，查苏利奇在他面前兴高采烈地称赞托洛茨基的才干。她大声说：“这个小伙子无疑是个天才。”普列汉诺夫绷着脸，转到一旁说：“我永远不会饶恕他这一点。”

鼓动工人离开机器和车间；率领他们走出工厂大门，走上大街；指挥他们到附近的工厂，在那里宣布罢工；尔后把新参加的群众带上街头。这样从工厂到工厂、从车间到车间，在行动中发展，扫除警察的障碍，以演讲和号召吸引过路的行人，与对面来的队伍汇合，堵塞街头，占领首批适合举行公众集会的建筑物，牢牢占领那些建筑物，利用那些建筑物举行听众不断变换的连续不断的革命集会。这样，你就可以使群众运动秩序井然，提高他们的信心，向他们说明事件的目的和意义；这样，你最终能把城市变为革命的营垒——这就是行动计划的大体内容。

事实上这确实是在1905年10月和1917年2月实现的革命图景。这个“行动计划”的制订是没有任何先例可借的，因为法国大革命中还没有工业无产阶级这个成分。这幅革命图景出自炽热的革命想象。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这种想象中奇妙地融为一体。

在辩论中间传来消息说，警察对苏维埃的袭击迫在眉睫。执委会决定继续会议议程，但派几个执行委员离开会场，如果苏维埃成员遭到监禁，就由他们代表苏维埃继续行动。那几个推选出来的执行委员刚离开就又回来了，因为近卫军、哥萨克、宪兵和警察已包围了那栋房子。于是，执委会一致决定留下不动，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决定不进行武装抵抗。

托洛茨基从厢座上向下面的代表们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进行抵抗。我们预先宣布在这里开枪的只有奸细或警察！”他还命令把枪机砸坏后再把手枪交给警察。

一位工会发言人正在声明他的工会准备参加总罢工，这时一队士兵和警察占领了过道。一个警官走进执委会正在开会的那个房间，准备宣读逮捕令。此时唯一的问题是：苏维埃是否能不失尊严地承受它的软弱和屈辱。抵抗这条路已被排除，但难道他们能没有一点儿反抗的表示就温顺地面带愁云地屈服吗？托洛茨基的自尊心及其舞台效果的意识不允许他主持这样泄气沮丧的场面。但因为他不能进行认真的对抗，就只能以幽默来缓和这暗淡、阴郁的形势，因此，他把这一场面的最后一幕变为对无耻行径的机智讽刺。当那个警官刚要对执委会宣读逮捕令时，托洛茨基严厉制止他说：“请不要打断这位发言者的话，如果你想要发言，必须先报姓名，我还要问问会议是否想要听你的话。”

困惑的警官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了嘲弄或者是否会遇到武装抵抗，所以等候那位工会代表发言完毕。然后，托洛茨基严肃地问执委会，他是否应准许这名警官“为介绍情况”而作陈述。那个警官宣读过逮捕令，托洛茨基提议执委会应承认收到这一通知，接着就继续进行议程中下一项的讨论，另一位发言者起立。

那个警官因这一前所未闻的举动而感到慌乱，朝托洛茨基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仿佛向托洛茨基求援似的。

“请不要妨碍发言”，托洛茨基严厉地训斥他：“你已经发过言了，你已作过陈述；我们已收到通知，难道会议还需要跟警察打交道吗？”

“不！” “那么，请离开会议厅。” 警官嘟哝了几句拖着两脚离开房间。托洛茨基指示执委会成员烧毁所有文件、不要对警察暴露自己的姓名。楼下大厅里响起了砸左轮枪枪机的声音——代表们正在执行托洛茨基的命令。

他用了很多时间阅读欧洲古典文学作品。“我躺在监狱的床上，完全陶醉在这些名著之中，感到一种生理上的享受，其程度不亚于啜饮美酒或抽馥郁的雪茄。这是最美好的时刻……正是在那时，我才通过原作真正了解法国小说的伟大作家。”

他同意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俄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应由产业工人承担这个角色。他当时更深入地论证说：工人阶级由于自己在革命中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甚至在西方社会主义高潮开始之前就不得不把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向社会主义阶段。这是革命“不断性”的一个方面——它不可能把剧变限定在资产阶级的范围以内。

托洛茨基接着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革命如果成功，其结果必将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每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的目的都是夺取政权，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孟什维克认为，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俄国还“未成熟”，工人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反对这种说法，勇敢地宣称：“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夺取政权。……俄国革命创造了条件，在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政治家们把革命彻底搞砸之前，政权就可能转到无产阶级手中。”

他抛开根据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中那些论据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革命先于社会主义革命，声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分析社会关系的方法，而不是教科书。”

他认为农民是无组织的群众、一盘散沙。他们关心的是狭隘的地方利益，不能在全国协同行动。农民起义即使侥幸获胜，也只是导致新的压迫王朝的兴起，或者被其他阶级利用，这就是农民的命运。现代社会里农民在政治上甚至比以前更软弱：“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城市征服农村的历史。”

农民尽管在人数上强大得多，但不得不或是追随这个或是追随另一个。在议会选举的天平上，农民一票的重量和工人一票的重量相等。在革命形势下，这种相等是虚幻的。在罢工中，1000个铁路工人比100万分散的村民在政治上作用更大。现代社会阶级的作用不取决于数量而取决于其社会功能和比重。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农民的支持，否则就不能掌握政权。但要吸引农村小业主群众的唯一办法是，要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显示力量和决心。弱者总是被强者吸引的。 这一如此明白说出来的观点尽管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里已有了强有力的暗示，却标志着根本背离当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托洛茨基厌恶“教科书式的分析”，这使得他不去征引有用的引文）。工人阶级在成为国内的多数之前，不能、而且也不应试图夺取政权，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流行的社会主义中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幻想：在现代国家中，产业工人阶级会像在英国那样逐渐壮大成为多数。托洛茨基早已同这一幻想彻底决裂了，他写道，在全国的多数人成为无产阶级以前，革命早就胜利了。

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看来比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宽泛、更严谨，而且更适合社会民主党人与农村革命家的联合。1917年的俄国事件却肯定了托洛茨基的预见。然而到了20年代，这个问题在联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4月间，当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新出版的一份日报也取名为《真理报》时，托洛茨基的愤怒达到极点。这是无耻的剽窃，显然是布尔什维克打算利用托洛茨基编的《真理报》的声誉。

但是他哪里知道，在彼得堡开办这份敌对报纸并发行第一期报纸的人原来就是那个不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也就是这个人后来用类似的手法剥夺了托洛茨基的比《真理报》主编更高的荣誉——革命领袖及红军缔造者的称号。

然而，把剽窃报纸名称的责任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并不公平。列宁对此完全赞同，他在给彼得堡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建议在信箱栏给托洛茨基这样一个答复：‘托洛茨基（维也纳）：对于无理取闹、造谣中伤的信件，我们一概不予回答。’”人们不难推想列宁本人是如何为剽窃辩护的：中央委员会资助过《真理报》，因此该报的名称和声誉属于党而不属于托洛茨基；因为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因此有权占用这份报纸的名称。这个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至在所有流亡者的团体中都发生对报纸名称权属谁的争论。托洛茨基威胁说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但看来他并没有采取，而且停止了出版他的《真理报》。这样，布尔什维克在盗用的名称下出版的《真理报》开始了漫长而又辉煌的历程。1922年，当《真理报》庆祝出版十周年时，托洛茨基参加了庆祝会，并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对这份报纸的起源甚至只字未提。

在革命中，托洛茨基以前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都崛起当权；而他自己却被关在1905年沙皇政府曾把他关在其中的同一所监狱里。这时狱内的条件更坏，牢房极其拥挤：不断逮捕嫌疑分子，每天都有大批人被送进来。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而在旧政权统治下，政治犯反而都能享受分开监禁的特权。所有人都饥肠辘辘。人们唆使刑事犯反对“德奸”，抢走政治犯的食物，粗暴地对待他们。公诉人、审判人员和狱卒都跟沙皇统治下的一模一样。新统治者的矫饰与司法机关的内幕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托洛茨基注意到这些情况时，他认识到列宁决定躲藏起来并没有什么大错。在这样疯狂的混乱中，有时连囚犯的生命也是有危险的。但正像在旧政权统治下一样，囚犯却还是有政治活动以及写作活动的足够自由的。

他们要宣布：大会是政权的唯一来源，土地属于农民；他们要向俄国及全世界提议立即实现和平；明天他们会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政府。他或他的任何同志，即职业革命家们要接受部长的职位——这跟列宁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片段的历史回忆，通常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忆，飘过托洛茨基困倦的头脑：也许他们该称自己为委员，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行吗？

在他们打算建立的政体的思想中，类似的希望也大放异彩。他们想建立的将是没有常备军、没有警察、没有官僚的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使政务不再是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几个小集团的职业机密和特权，而要成为普通公民的日常事务。在七月事件以后，列宁被当做德奸遭搜捕而且随时都可能被暗杀时，他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作为他的政治遗言。他在该书中复活了大半已被人忘记的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这是有关在无阶级社会中的政府的思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不再是政府，因为它将管理“物”而不是统治人，因此再不会使用强迫的工具（如监狱、法庭等）。

托洛茨基说过，最初讨论政府的构成时，列宁曾提议：既然诞生这个政府的起义是托洛茨基领导的，托洛茨基就应担任这个政府的首脑。

出于对列宁的政治资历的敬意，托洛茨基拒绝列宁的提议。

于是他提议任命托洛茨基为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挥对反革命的斗争，需要意志坚决的人。托洛茨基也拒绝接受这一任命，部分理由是因最近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使他感到疲劳，另一部分理由是他担心他的犹太血统对这一职位也许是一个不利条件：因为反革命会煽动反犹情绪并利用它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他欣然同意担任革命的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提议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斯维尔德洛夫。这是仅次于政府首脑的最重要的任命。托洛茨基本人却贬低这项任命。他说革命不需要外交，“我将对世界各国发表几篇革命宣言，然后就关门大吉”。在他的谦卑姿态里有一点儿做作。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城在战争初期已被撤退的俄军夷为平地了。只有陈旧的军事要塞没有损坏；东线德军总指挥部设在这个要塞里。和平谈判代表团都住在围墙内简单粗陋的营房里。军官食堂充当会议厅。这里一派普鲁士兵营的景象，四周则是波兰—乌克兰旷野。营房封闭在铁丝网之中，四周都是警卫的哨兵，在军事机关的例行忙碌中，俄国代表可能有一种战俘营里的战俘的感受。德国人坚持谈判要在这里举行，部分原因是为他们自己的方便，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要羞辱苏维埃政府的使节。但是他们表面上还是装出温和的样子。在托洛茨基到达以前，双方代表团吃饭喝茶都在一起，并互相作其他种种礼节性应酬；他们由挂名总司令，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Leopold）皇太子接待。

托洛茨基冷淡地拒绝会见利奥波德皇太子的邀请，而且停止了所有的聚会。霍夫曼将军指出：“托洛茨基到了这里，会议厅以外的轻松社交活动停止了。托洛茨基要求代表团在自己的住处进餐，而且一般不允许私人往来。”“这次风向似乎与上次明显不同。”奥国外交大臣切尔宁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对方的外交官只要用轻快的恭维话或亲近的姿态去接近托洛茨基，就会使他板起面孔甚至发怒。外表必须和实质相符：他来是与敌人而不是与朋友谈判的。

两天后，代表们讨论德国的和约草案。开头，一件小事好像使同盟国各国的严肃稳重的外交家们进入萧伯纳式的喜剧气氛之中。和约的序言内容都是体面的陈词滥调，说什么缔约各方都希望和平友好地生活下去。草案的作者们想不到这会引起反对。他们都错了。托洛茨基说：“我冒昧提议：把第二个词（缔约各方间的友好）删去。这种彻头彻尾因袭的冠冕堂皇的装饰风格（如其所示）看来跟文件的不加渲染的务实感并不吻合。”这些职业外交家感到既有趣又震惊，却看不出他的目的所在，他们心生疑惑：托洛茨基是在认真地说话吗？他怎么能把这一崇高的声明轻率地说成是因袭的装饰风格？托洛茨基痛快淋漓地继续说：“但是这样的声明是一份份外交文件辗转相抄而成的，从不能展示两国之间真实关系的特点。”他只希望今后能用更严肃的因素来体现这样的关系。一时间，这些外交家们感到，仿佛人们告诉他们，他们的皇帝和他们自己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那些“更严肃的因素”是什么？托洛茨基会提出什么方案？托洛茨基说，他可以给他们提出方案，但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的。

两天后，代表们讨论德国的和约草案。开头，一件小事好像使同盟国各国的严肃稳重的外交家们进入萧伯纳式的喜剧气氛之中。和约的序言内容都是体面的陈词滥调，说什么缔约各方都希望和平友好地生活下去。草案的作者们想不到这会引起反对。他们都错了。托洛茨基说：“我冒昧提议：把第二个词（缔约各方间的友好）删去。这种彻头彻尾因袭的冠冕堂皇的装饰风格（如其所示）看来跟文件的不加渲染的务实感并不吻合。”这些职业外交家感到既有趣又震惊，却看不出他的目的所在，他们心生疑惑：托洛茨基是在认真地说话吗？他怎么能把这一崇高的声明轻率地说成是因袭的装饰风格？托洛茨基痛快淋漓地继续说：“但是这样的声明是一份份外交文件辗转相抄而成的，从不能展示两国之间真实关系的特点。”他只希望今后能用更严肃的因素来体现这样的关系。一时间，这些外交家们感到，仿佛人们告诉他们，他们的皇帝和他们自己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那些“更严肃的因素”是什么？托洛茨基会提出什么方案？托洛茨基说，他可以给他们提出方案，但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的。喜剧性的争论持续了一会儿后，

两天后，代表们讨论德国的和约草案。开头，一件小事好像使同盟国各国的严肃稳重的外交家们进入萧伯纳式的喜剧气氛之中。和约的序言内容都是体面的陈词滥调，说什么缔约各方都希望和平友好地生活下去。草案的作者们想不到这会引起反对。他们都错了。托洛茨基说：“我冒昧提议：把第二个词（缔约各方间的友好）删去。这种彻头彻尾因袭的冠冕堂皇的装饰风格（如其所示）看来跟文件的不加渲染的务实感并不吻合。”这些职业外交家感到既有趣又震惊，却看不出他的目的所在，他们心生疑惑：托洛茨基是在认真地说话吗？他怎么能把这一崇高的声明轻率地说成是因袭的装饰风格？托洛茨基痛快淋漓地继续说：“但是这样的声明是一份份外交文件辗转相抄而成的，从不能展示两国之间真实关系的特点。”他只希望今后能用更严肃的因素来体现这样的关系。一时间，这些外交家们感到，仿佛人们告诉他们，他们的皇帝和他们自己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那些“更严肃的因素”是什么？托洛茨基会提出什么方案？托洛茨基说，他可以给他们提出方案，但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的。喜剧性的争论持续了一会儿后，草案上有关友好的词语便被删去了。

屈尔曼还争辩说，波兰和被德国占领地的其他国家已取得自决权，因为德国人已在各地建立了当地政府。托洛茨基反驳说，一个国家在被外国军队占领时，绝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作为先决条件，外国军队应该撤离有争议的地区”。他说这话时彬彬有礼，也没有直呼其名，他说得显然很清楚，德国人建立的正是傀儡政府。

主和派虽然获胜，但受到良心折磨。2月23日，当中央委员会一经决定接受德国的条件，随即一致赞同立即开始备战。在任命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新代表团时，又发生悲喜剧的场面：中央委员会每位成员都躲避这份苦涩的荣誉；没有一个成员愿在和约上签字，甚至包括最强烈的主和派成员在内。最后，索柯里尼柯夫就任新代表团团长，但被提名为候选人时却威胁说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只是经过列宁的耐心劝说他才让步。这件事解决后，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的嘲笑中，斯大林后来曾为此道歉——要求中央委员会接受他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辞呈，外交事务实际上已由契切林管理。中央委员会请他留任到和约签署之后。他只同意到那时以前不公开他的辞职，并声称他不会再在任何政府机关露面。中央委员会由于列宁的敦促责成托洛茨基至少要出席不辩论外交事务的政府会议。

由于托洛茨基一再断言德国人不敢进攻，因而说他使党产生虚假的安全感，这种指责不能说毫无理由。他本是被崇拜的对象，一夜之间却变成罪犯。M.菲利普斯·普赖斯写道：“2月27日晚上，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在塔夫利达宫开会，托洛茨基对他们讲话。……他已经几天没露面了，看来人们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然而那天晚上，他来到塔夫利达宫……像连珠炮似地向同盟国和协约国帝国主义倾泻其雄辩的嘲弄，说俄国革命是帝国主义祭坛上的牺牲品。他讲完后又不露面了。传闻说，屈辱感压倒了他，使他痛哭失声。”

3月3日，索柯里尼柯夫非常清楚地表明，苏维埃政府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的。不到两周时间，德国人占领了基辅及乌克兰广大地区，奥地利人进入敖德萨，土耳其人开进特列比崇得。占领军在乌克兰推翻苏维埃，重建拉达，只是在不久以后为了制服拉达才让哥萨克头目斯科罗帕茨基（Скоропадский）当他们傀儡政府的首脑。暂时得胜的敌人向列宁政府头上倾泻他们的要求和最后通牒，每次的要求和最后通牒都比前一次更使人感到屈辱。最使人感到屈辱的最后通牒是要求苏维埃政府同“独立的乌克兰”立即签订和约。在乌克兰，人民，特别是农民奋起拼死反抗占领军及其乌克兰傀儡政权。苏维埃政府如果同后者签订单独和约，就只能拒绝支持全乌克兰人的反抗活动。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上要求拒绝德国的最后通牒。列宁因为抱定来日复仇的思想，决定喝干这杯屈辱的苦酒。而每当德国挑衅时，党内和苏维埃内就又有人起来反对和约。《布列斯特和约》迄今未获批准，而且能否得到批准仍然悬而未决。

至今还未有过什么和约能像布列斯特“和约”那样给俄国带来这么可怕的痛苦和屈辱。但列宁在经历这一切磨难和失望之中终于养育了革命这个“婴儿”。他不会拒绝承认《布列斯特条约》；尽管他对和约的规定漠视不顾的不只是某一方面。他不断号召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起来造反。和约中虽有解除俄国武装的条款，然而他却授权建立红军。但他绝不许追随他的人武装反抗德国。他把指导乌克兰苏维埃和企图秘密袭击占领军的布尔什维克召回莫斯科。德国的战争机器已摧毁了乌克兰的所有反德游击队。俄国赤卫队隔着边界看着他们痛苦挣扎，想过去援救他们，但列宁坚决制止。

托洛茨基所计划的是用政治目标支配军事行动的方针。他必须首先征募热心革命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完全自律地在军队中服役，并且以后还能依靠他们使其他人也遵守纪律。但即使征募义务兵也非易事。群集到征兵站来的人中混杂了些冒险家和唯利是图之徒，因而必须仔细把他们剔除出去。到1918年夏末托洛茨基才开始试行征兵，他征召到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少数产业工人。当头一批征募人数达到1万名时，人们曾欢呼这是个功绩。随着征兵的扩大，应征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而工人不愿入伍的情况开始暴露出来了。但进行劝说和呼吁阶级团结多半还是有效的。只有当军队的无产阶级核心确立起来时，托洛茨基才开始征召农民，首先征召贫农，尔后再征召中农。这些人在内战中往往大批地开小差，他们的士气上下波动得很厉害。

尽管经常短缺军火、制服、皮靴，也尽管还有饥饿和流行病，红军仍能经受得住种种考验，其原因就在于这一事实：红军是建立在若干围绕同一个核心、逐渐扩大的集团之上的，每个集团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革命所表现的忠诚各不相同。在每个师团中的布尔什维克内部核心领导着无产阶级分子，并通过他们领导动摇不定的农民群众。

当托洛茨基告诉列宁说在红军中服役的军官有3万多人时，列宁大感意外，直到这时列宁才认识到问题的重大意义，因而承认：与雇用的军官人数相比，叛变的事例只是少数；他终于也认为解雇军官是不可能的事；他在公开演讲中赞赏托洛茨基的首创精神，说托洛茨基在用被摧毁的旧制度大厦上留下的砖瓦“建设共产主义”

我们知道，越飞是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1927年越飞在自杀前写的遗书中说，托洛茨基的主要弱点在于不坚持自己的明智，特别是当唯有他一个人是明智的时候。

新经济政策使个体农民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这些人在其利益开始发挥作用时，就会设法创造表达政见的手段或试图利用反布尔什维克的现存组织，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布尔什维克决定不允许这样的组织存在。“我们也许有两党制，但两党中一个当权，另一个入狱”——这句由布哈林创造的名言表达了党内普遍的看法。

列宁鼓励持不同见解的人发表不同意见。他胸怀博大地邀请他们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特别是在争论专版和争论专栏上陈述见解。他要求大会把各个反对派的领导人选进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他坚决主张反对派仍应是分散的，主张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应组成紧密的联盟。他提出一项决议案，其中一条（保密）授权中央委员会开除违反这条规定的人，不管违纪者在党内的地位有多高。托洛茨基支持这一条，至少他没有反对这一条；大会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这一惩罚性的条款本是针对托洛茨基最不可调和的对手施略普尼柯夫的，是用来反对他的。托洛茨基没有料到，有朝一日人们竟会用这一条来反对他自己。

这一协议规定，只要反对派保持分散状态，就允许它们存在。而这样的协议只有在党员对次要或临时性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才是有效的。然而，当分歧严重并持续下去时，思想相同的党员就会联合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像工人反对派那样的人，他们指控领导集团是靠“资产阶级和官僚敌视群众的态度”而生存的，他们必然要同心协力地反对他们认为是党内凶恶可怕的组织势力。因此，禁止党内派别活动开始时虽可推迟分裂，但最终只能加速分裂。

当托洛茨基力主布尔什维克党以自己“取代”工人阶级时，他在繁忙的工作和频繁的争论中并没有考虑历史进程的下一阶段，尽管他早已以令人震惊的锐利目光预言过这一阶段。他说过：“首先是党组织以自己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 那个独裁者已经在一旁等待了。